不可放弃的是精神

转载自：日出乎日落乎
一·既要进取，也要洒脱
大凡办公室政治里誓不两立的派别都有自己的缺陷，所以夹在中间受气的人就越显得更加可怜。四川人苏东坡（苏轼）就一辈子受这样的夹板气。尽管他自嘲“平生文字为吾累”，却每次都选择了“最累”的方式进取，去按照自己认定的价值当官。他32岁上因主张变革不要太猛陷入党争，后又因文字狱蹲过大牢。
48岁因旧党上台而升官回朝，但又因不同意把新党政策一味推倒重来，52岁上再次当“下放干部”。快60岁时还被流放到海南山区，死前一年才得赦免。

的确累：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里，诗人感叹过自己生得不是时候，不过还是掩盖不了追求功名的心愿。在“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丙辰中秋……）里，他也曾表示想就此“乘风归去”，但毕竟又不忍罢手。

不过，付出了精神上、皮肉上的累，也能换得道德上的洒脱：当暴风雨劈头盖脸地袭来的时候，他仍趾高气扬地坚持向前走去：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洒脱不仅是一种轻松或想像的轻松。它是一种精神。没有这种精神，人要在不进不退、时雨时晴中坚持想必也是难以持久。而倘若坚持不了自我，做人又从何谈起？事实证明，在苏东坡左右为难的政治生涯中，凡遇可略施拳脚的机会，他都进取得不错，都创造了传为佳话的业绩，不论是在徐州、杭州，还是在定州、惠州。据说他去世时，吴越民众还“相与哭于市”。对于一个世俗中的进取者来说，这已是相当大的成就了。

苏东坡的一生，正好体现了欧美人所推崇的，正人君子对公司政治的回应，那就是“让你的行动作你的政治”（Let your actiosn be your politics）。这里的“行动”，就是创造经营的业绩的意思。

只不过在当时，社会上很少竞争，读书人也只有一个雇主，没有跳槽的去处。

蚕欲老，麦半黄，前山后山雨浪浪，
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

这是说尽管百姓被折腾得无法从事生产，却总有身居高位者如同“白衣仙人在高堂”一样不闻不问。“高堂之人”，何许人也？在另一首诗里，他也有很直白的解释：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洗儿戏作）

原来麻木不仁的人就是当朝公卿。为什么？因为他们改变了政治的标准。政治不再是经纶济世，而是打派仗，所以那些既愚且鲁的打手也能有远大前程。

苏东坡没活到北宋的灭亡，但人们或可相信他早就料想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将给历史留下怎样的伤痕。他是一个聪明人，骨子里又很自信，从自己蒙受的挫折和屈辱中，一定能够对未来的局面有所想见。类似“百年兴废更堪哀，悬知草莽化池台”，“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的话，都在暗示一个帮派打手横行的制度的必然衰败。

至少，像“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生”（白居易·对酒五首）那样的争斗只会把一个体制的器量越斗越小。宋朝的疆域狭窄，心胸更狭窄，这一点，南宋人辛弃疾的感触更深：

雪堂迁客，不得文章力。赋写曹刘兴废，千古事，泯陈迹。    望中矶岸赤，直下江涛白。半夜一声长啸，悲天地，为予窄。（霜天晓角·赤壁）

冯公昔未遇，执戟叹淹留。
一荐云中守，能宽汉主忧。
古碑荒藓合，高柳暮鸦秋。
自笑为郎拙，萧萧欲白头。（冯唐墓）

相比之下，作为一位命运更曲折、更委屈的人，宋朝“下放干部”苏东坡在说起冯唐的时候却摇头晃脑地一付豪迈情怀：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

这是说自己在狩猎中一手牵黄狗，一手擎苍鹰，一边拉弓放箭，一边心里想着三国时代的英雄，比如孙权（“孙郎”）等等。虽然头上新添了几根白发，那又有什么关系？他勉励自己说：说不定有一天，你会像冯唐那样在暮年建功立业呢！最后一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简直就象后来从辛弃疾或陆游嘴里唱出来的救亡战歌。

苏东坡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远远超出同时代、以及直到清朝的众多“中央干部”和地方官僚的进取精神。一位“下放干部”干嘛还要保持这种精神？难道他就不嫌累？但不知进取者，又岂能领略得到进取者在获得进取机遇时的精神享受？他们也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进取者老是能在别人想像不到的时候享有机遇？

在一个民族里，那些堪称文化贵族的人都是这样的——俗人的生活无需计较精神，但贵族的生存，却不可须臾放弃精神。尽管文化贵族活得不如俗人痛快，但不论肉体存在的处境多么惨淡，自由多么狭小，机会多么稀缺，他们却总能创造出超常的价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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